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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保洁
 
 

一个小区的“垃圾哲学”

  在哈尔滨所面临的所有垃圾难题中,居民庭院垃圾问题无疑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环境卫生死角。
  庭院垃圾何以成为屡治不愈的顽疾?它们躲在背街小巷,易被管理部门忽略;它们产生原因复杂,治理起来麻烦棘手;它们储运困难,牵扯大量人力物力……然而,它们又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、幸福指数,必须根治,别无选择。
  我们每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卫生死角,居民庭院垃圾总是首当其冲。一次义务劳动就从居民庭院清走成千上万吨的垃圾,恰恰说明这一卫生“死角”问题远没有解决。而这些垃圾堆在居民身边,污染着生活环境、玷污着城市形象,既影响百姓健康,也不利于社会和谐。在当前全市轰轰烈烈开展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中,庭院垃圾的确应该将其上升到“民生政治”的高度给予研究解决。
  一个居民庭院的垃圾问题,可视作一个矛盾的统一体。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是颇具典型意义的,其中就包含着居民与物业、管理者与摊贩、城市社会发展与基础设施滞后等矛盾。社区干部和小区居民都在绞尽脑汁,力图化解矛盾,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居民们期待的,是一套真正有效且长效的管理机制,以从根本上管住庭院垃圾。
  事实上,在人群聚居之处,就必然会产生垃圾问题。而解决垃圾问题,也决非某些人所说的那么难。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庭院垃圾问题,从制度层面上破解难题,把这一卫生“死角”从城市中彻底清除,让百姓满意,与我们建设现代大都市的步伐合拍。
  一切都不一样了,突然之间。
  民众小区院内的垃圾消失了。小区外,全市爱国卫生运动正开展得轰轰烈烈。电视上、报纸上,到处是社区干部挥动扫帚清除垃圾的振奋场面。
  小区内,积了一个月的垃圾小山被移走后,死角再也没有出现。人们还记得时常出现在大院的社区主任老孟,披着件大衣,一个人默默地扫垃圾。彼时,今年春季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没有开始。
  如今,小区的垃圾危机暂时解除,却有人在传,孟宪滨要辞职。
  坐在小区花坛边的几位老人听闻,叹了口气:“他如果不干了,民众小区就更难管了。”
  物业弃管,垃圾难住社区主任
  电话另端,孟宪滨沉默半晌:“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,只想做一件好事。可是,太难了……”
  为了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,他已感心力交瘁了。
  钱。钱。还是钱。
  在民众小区的“垃圾哲学”中,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儿。再见到孟宪滨时,他还是习惯披着件大衣。衣服内兜里,揣着四张签有他名字的欠条。为了垃圾的事儿,孟宪滨已经开始自己垫钱。“不能给我爱人知道,不然她肯定要跟我急。”
  欠条是垃圾清运车司机开出来的。社区内的垃圾,由道里区环卫办的车负责清运,但要花钱,一个月500元。孟宪滨还有其他“欠账”。这个51岁脾气温和的老实人,已经因为垃圾问题精疲力尽了。
  去年,当中实物业和保洁公司一并撤出民众小区后,短短两个月,小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垃圾风暴。花坛、空场、楼墙外,到处是堆积成山、散发腐臭、漫天飞舞的垃圾。小区内做生意的麻辣烫小店、仓买和小饭店,所有倾倒的垃圾在路间流淌。小区内主路翻浆,垃圾混合着泥泞,叫卖声、喇叭声……一片狼藉。彼时,正值盛夏8月。
  居民庭院垃圾,是全市目前最大的垃圾难题。与道里区共乐街道办事处民众社区管辖的其他3个小区———新阳胡同、武警大院和峰尚福成相比,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最为严重。
  整整15吨———当孟宪滨和社区其他干部将这些垃圾大车小车地推出小区后,开始有些“后怕”了。很快,他的预感成了现实:有居民告到市长热线,责任由区落到街道办事处,然后“顺理成章”地落到孟宪滨头上。
  垃圾,让孟宪滨从此陷入“水深火热”。此前垃圾管理的诸多不如意,以及那场可怕的垃圾风暴,已经让居民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。孟宪滨遭遇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尴尬———挨家挨户,无论以何种方式保证,居民对卫生“重整旗鼓”的信心缺失、态度强硬,卫生费收缴率不及40%。
  最为糟糕的是,民众小区共52个单元、1170户,即使按全市卫生统一标准每月5.1元/户计算,全部缴纳也只能收上5000多元。彼时,“没经验”的孟宪滨找的是一个月6000元的保洁队,结果因为钱的问题,小区卫生只维持了20天。
  孟宪滨借了辆车,跑到附近的城乡接合部撒广告。50多张广告终于招来了一对夫妻。两人称以前干过社区保洁,有经验。最重要的是,占地0.8平方公里的民众小区,既负责袋装垃圾,又负责公共部位垃圾,夫妻俩一个月只收3000元钱。
  事情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。“那夫妻俩开始干得勤快,但很快就油了。”孟宪滨开始经常接到居民投诉,说“扫卫生的今天又没来”。孟宪滨这才明白,保洁也有“潜规则”,要“一分钱一分货”的。
  今年2月,春节一过,小区出现了第二次垃圾危机。10栋1单元墙体出现了一座长4米、高1米的垃圾山。好在是冬天。孟宪滨和几个社区干部将积压的垃圾和冰雪一起搬上车,车是他垫钱雇的。这一次,孟宪滨沉默了。垃圾堆中,袋装垃圾只占到一部分,其余全是小区内饭店和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倾倒的。
  进入3月,二环桥大发市场地段的扬土变得异常严重。桥这边,民众小区正饱受“外忧内患”的双重夹击。坐在花坛边,看着小区偶尔扬起的尘土,孟宪滨再一次沉默。他不知道,小区的卫生还能维持多久,不知道下一次危机何时爆发。从2003年上任到现在,他在民众社区已经干了整整7年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民众小区的过去与现在,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明白。
  他终于知道,为什么所有人都急于踢走民众小区这个包袱。因为它就像一颗炸弹,一旦在自己手里爆炸,带来的将是无休止的物力与人力牺牲。
  3月28日,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号角吹响了。孟宪滨却在一大早被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吵醒。“他们问我小区门口,大道中央,那堆垃圾为什么没清。”这个问题问得孟宪滨哑口无言。小区门外的摊贩与小区内的流动摊贩“里应外合”,大堆垃圾摆在小区正门外的康安路中央。这种情形,比往年出现得要早。
  这是他一直不愿想的。
  可是,还是来了。
  摊贩涌入,小区环境雪上加霜
  摊贩所产生的问题,不仅仅是占道,还有大量垃圾。
  居民“炒”掉老物业,想找个能管好环境的“靠谱的”新物业,但所有希望成为泡影。
  民众小区对面有条小街。因为私家车停放问题,常常直接影响到康安路的交通。小街有个听起来挺讽刺的名字:通顺街。

  民众小区也面临两个尴尬:名为“民众”,却因为民意掀起过一场场风波;虽住的大多是教师,却在维护生存尊严这件事情上屡遭挫折。

  通顺街和民众小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。通顺街有个合法早市,上午9点,早市一撤,摊贩大量涌入民众小区,和城乡接合部的打工者、下岗职工聚在一起,可以叫卖一天。没人管。

  摊贩形成的“市场”9年来壮大到50个摊位之多。小区主路已经无法行车。摊贩成了小区垃圾风暴的最强制造者,也令居民的心降至冰点。

  小区物业没有将摊贩扼杀在摇篮中。“他们根本就没想管。”居民金玉新说。

  摊贩所产生的问题,不仅仅是占道,还有大量垃圾。“他们的垃圾要远远多于居民垃圾,随时,随地。”孟宪滨说。现在保洁的夫妇俩已经不想干了,说是“摊贩的垃圾能要人命”。曾经,负责小区卫生的保洁公司还向摊贩收过卫生费,令摊贩的存在变得更加理所应当。

  无奈,小区的教师们开始了对生存环境的捍卫。业主委员会几个前负责人决心“炒”掉中实,由隔壁峰尚福成的物业接管民众小区,且一并负责卫生,效果也许更好。

  “炒”掉物业,想来应该是艰难的。然而,中实物业却答应得异常干脆。

  当事情正在走向一个圆满结局前,出现了意外逆转。新物业合佳公司在进入民众小区两个月后突然消失。其间,他们收过物业费,一度让小区实现半封闭。也有业委会代表为鼓励他们,想找媒体给“表扬表扬”。可是,希望成为泡影。卫生与摊贩问题,没有解决。

  在垃圾风暴的两个月中,居民开始为生存环境而战。然而,注定是一场无力的对抗。

  去年9月一天傍晚,7栋的陈伟和妻子拿着铁锹,把大堆的垃圾扬向一处水果摊位。“我让你摆,让你摆!臭气熏天的……”陈伟的妻子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声音喊。“你凭什么?你算老几,敢砸我的摊?”摊主是个30多岁的女人,为了捍卫不到一平米的生计,喊得嘶心裂肺。很多摊贩围过来,看着气势汹汹的居民,却默不作声。

  大垃圾堆“屹立”了一个星期。卖蔬菜的冯婆子回忆:“一个大垃圾堆就能让七八个人出不了摊。”后来,那场风波很快随着垃圾堆的清走而平息了。

  去年9月9日,某报纸刊发了民众小区某教师写的一封信:《教师大院“跑马占荒”到何时?》。10日一早,小区门口停着道里区城管执法局的车。“那是小区最敞亮、最舒心的一天,真像是教师节的礼物。”居民严新玉感慨。只是,幸福太短暂了。第二天,执法车刚一开走,摊贩便蜂拥而归。“执法的有人跟我说,小区摊贩严格意义上不归他们管,因为有物业。”

  全市居民庭院的卫生,有的由物业负责,有的则由社区代管。即使是物业负责的卫生,也分楼内和楼外保洁,自主选择,参差不齐,没有统一规定。保洁的方式都是雇用人员,难以监督,难以长效。而物业的准入与退出,相对自由。

  费用显然是制约小区卫生的一个关键。物业一再强调资金缺乏是因为低缴费率。而业主拒缴费用的理由,往往是因为物业管理不善。

  小区的居民不明白,他们只是在最低标准下寻找一个靠谱的物业,为何这么难?

  他们没有放弃。只是,茫然了。

  硬件缺失,垃圾储运步履艰难

  有垃圾的小区,住的都是穷人?民众小区居民谁也不会承认。但是,与周围封闭小区的卫生设施比起来,民众小区的确显得寒酸。

  刘长英也是住在民众小区的教师。一次坐出租车回家,司机说:“民众小区?就那个有小贩的破院?”刘长英说:“怎么能叫破院?”司机说:“怎么不破,还挺穷。有垃圾的小区,住的都是穷人!”

  南美花园、峰尚福成、欧洲新城,已经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富人区了。走进这些小区,不用说绿化、健身设施,单说封闭管理配套全天保洁,已经显示出无比优越性。垃圾问题,似乎成为一种等级化了。

  当晚,刘长英约上两三个老教师去欧洲新城散步。“他们那儿有垃圾箱,每个单元门前面摆放垃圾筒,还有自己的垃圾转运间。”刘长英说,连那儿的保安都知道,民众小区的大垃圾堆每天从小区内转移到小区外,就在离欧洲新城不远的民众街,清运车来之前,民众街就成了露天的垃圾中转站。

  与封闭式小区相比,民众小区着实有着先天缺陷。可是全市封闭式小区只是少数,民众也算不上老小区。“我们这里有教师、有医药公司的家属,说谁是穷人?”刘长英说。

  市环卫办的观点是,硬件容器缺失也导致居民庭院垃圾成堆。全市大多数小区没有垃圾储运间,急需大塑料桶或地埋式的垃圾桶。按哈尔滨市现有3000多处小区庭院、每处至少放两个容器来计算,全市还缺7000多个。

  如果说民众小区是钱的问题,那么道外黎华街道办事处华北社区的卫生问题,恐怕难以用钱说通。几个楼长说,因为多是回迁户,挺团结,都希望小区环境好,所以主动缴费。可是,物业常常是只负责楼内,对公共部位一概不管,偌大的小区没有任何垃圾箱。社区主任余金娥在5月初一次垃圾集中清理中拉出30多吨垃圾,却因为区环卫办的清运车“外出拒绝拉运”的理由,只好将垃圾运往转运间。小小的转运间步行到达需要8分钟,临铁道线,旁边是百平米垃圾场。

  用不了多久,民众小区24个马葫芦里的水会一起冒上来。小区的硬件设施已经老化,达到极限。去年末,地下自来水管道坏了两次,孟宪滨求朋友找来抢修大队补大口子。今年年后,小区开始间断性断水。
  孟宪滨咬紧了牙关。他知道,一旦放弃了,之前的努力将彻底化为泡影;而居民对他刚刚建立起的信任,也将彻底被摧毁。
  他想要继续做下去,很想很想。可是现在,他所从事的所有,都令他感到异常艰难。他也曾想要调动集体的力量,可是很多居民已经开始劝他放弃。
  “一些有条件的,在别处买了房子,离开了这里。一个单元21户,有的剩下不到15户。”刘长英说。
  “民生政治”,庭院垃圾亟待破解
  无论如何,垃圾管理是上升到“民生政治”的时候了,加大投入、落实责任、加强监管……
  人们期待更见效、更长效的措施。
  5月15日,又一个周六,是民众社区干部大扫除的日子。孟宪滨穿着一身旧运动服,爬上民众小区院内幼儿园的房顶,用钩子将一袋袋从居民楼上抛下的袋装垃圾收进口袋。仅中午那一会儿功夫,扫过的主路又出现了摊贩扔的垃圾。就在前一天,民众小区因为垃圾问题上了“黑名单”,被公布在全市多家报纸上。
  “越干净,反弹得越快,下一场垃圾危机可能来得更快。”这是民众小区居民、老教师孙道荣的“垃圾哲学”。
  城市垃圾围城的破解,不是靠一场运动来完成的。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一再这样强调。爱国卫生运动,不应该变成一场真人秀。
  无疑,居民庭院的垃圾问题往往是最好突击的,最容易做出成绩的。全市居民庭院环境卫生整治已于4月末启动。连日的突击整治已经让全市大部分小区完成“清根”。月底前,全市1400余个小区的环境卫生将彻变。
  接着,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出台了评比机制:所有小区将挂上庭院环境卫生评定级别标示牌,明确优秀、达标、不达标级别,还提出了细化标准。同时,一场“究竟谁来管卫生”的思考正论证一个最终答案。一旦确定最终责任人,强化落实责任就将成为彻底整治庭院垃圾问题的长效机制。
  孟宪滨说,这么多年来,庭院卫生究竟谁来管,应该有个定论。“垃圾既然是大问题,就得有大管法。政府应该拿出真心处理垃圾问题。如果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方,对卫生的管理也就有了标准认定和奖惩机制,庭院垃圾也就能够管住了。”
  事实上,人们完全有理由假定,居民庭院产生垃圾问题是必然的。假如有强力的监管机制,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。走访中,记者有深刻体会:很多部门将精力集中在清理垃圾的结果上,而忽略了这其中可能的突击或是转移垃圾所产生的假象。
  孟宪滨说,无论将来庭院卫生归责落到物业还是社区,卫生决不容出现资金危机,这也可以有效避免收费尴尬。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加大投入,毕竟,民众的自发性和群体性力量是薄弱的。
  末了,孟宪滨辞职成与不成,大家还不知道。
  有人说,他写了足足三大篇辞职报告。
  那个老实人,也许有太多舍不得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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